1949年7月7日晚9时20分，毛泽东人生中第一次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这一天是“七七事变”12周年纪念日。
　　为了纪念“七七”抗战12周年暨庆祝新政协筹备会成立，天安门作了精心的布置。天安门城楼上悬挂着7盏大红宫灯，飘扬着20面鲜艳的红旗。城楼中央悬挂着毛泽东与朱德的巨幅画像。两位伟人画像之间，挂着一颗巨大的红星，光彩闪烁。来自北平市党、政、军各机关团体，中共中央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等65个单位以及各界的20万市民伴着49响撼天动地的礼炮声，伴着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汇集在天安门广场。“毛主席万岁！”20万群众情不自禁地高呼起来。
　　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第一次听到人民这样称呼他。“毛主席万岁！”
　　20万群众不约而同地高呼着。口号声此起彼伏。
　　此时此刻，具有诗人气质的毛泽东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马上领着全体与会人员高呼：“中国人民万岁！”
　　“全国人民团结起来！”
　　“建设新中国！”在惊雷般的口号声中，毛泽东代表中国共产党接受大会献旗，朱德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接受大会献旗，沈钧儒代表新政协筹备会接受大会献旗。
　　在20万群众的热烈欢呼声中，毛泽东激情澎湃，挥起指点江山的巨臂，领着大家纵情高呼：“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毛泽东领着崇敬爱戴他的人民，在风雨中连续喊了一个多小时的口号。
　　晚上10时30分，已经宣布散会了，但20万群众依然在瓢泼大雨中，在军乐的伴奏下，在秧歌的震天鼓点中，纵情高歌着，纵情欢呼着。
　　这是一个值得永载史册的情景：“毛主席万岁”与“中国人民万岁”交相响起。
　　这是一扇风景独好的窗口：全中国乃至全世界，从中看到了中国人民立志建设新中国的巨大热情与力量。
　　这个雨夜告诉人们：新中国已经呼之欲出。
　　就在这一年的8月9日至14日，来自25个界别的312名代表在中山公园的中山堂，召开了这座城市历史上的第一次人民当家作主决定自己城市未来命运的会议。他们中的许多人在7月7日的晚上伴着20万北平市民，跟着毛泽东一起高呼"召集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从会议召开的那一刻起，政治协商不再是一个空洞的名词，而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开始和我们这个城市紧密相连。正如董必武在致开幕词时所说：“共产党人没有特殊的智慧，他只知道治理那个地方，就依靠那个地方的群众。”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在参加会议后，生动地描述了他当时那种强烈的感受：“我踏进会场，就看见很多人，穿制服的，穿工装的，穿短衫的，穿旗袍的，穿西服的，穿长袍的，还有一位戴瓜帽的——这许多一望而知不同的人物，而他们会在一个会场里一起讨论问题，在我说是生平第一次。这是什么意思呢？我望着会场前挂着大大的‘代表’两字，不免点起头来。代表性呀！北平市住着的就是这许多形形色色的人物。如果全是一个样子的人在这里开会，那还能说是代表会吗？”确实，过去被人瞧不起的穿着“短衫”和“工装”的工人、农民，现在能够同穿着“西服”和“长袍”的人坐在一起，平等地共商大事，这是过去根本无法想象的，是整个社会大变革中富有象征性的一个缩影。它把民主从少数人才享有的权利变成多数人都能享受的权利，这才是真正的人民民主。这场社会大变革的确是中国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的。”
　　1949年8月13日，毛泽东亲自到中山堂讲演。毛泽东不但庆祝北平各界代表会议的成功，而且希望全国各城市都能迅速召集同样的会议，加强中国共产党同人民的联系，协助中国共产党进行各项建设工作，克服困难。当时年仅28岁的孙孚凌还记得毛泽东当场拿出一封未署名的市民来信，交给代表会议处理。这封人民来信反映北平解放后物价高涨、捐税多、失业多，正是群众关心的问题。代表们看到，刚进城的共产党关心人民的切身利益，重视人民的民主权力，讨论得很热烈，结果第一次会议就因民生延时。
　　在这次会议上，孙孚凌和47岁的彭真、52岁的叶剑英、49岁的钱端升、48岁的梁思成等30人当选为协商委员会委员，这就是现在政协北京市委员会的前身。
　　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亲自作了政治报告，他号召大家将革命进行到底，建设新中国。
　　在这次会议上311名与会代表不仅提出了248件提案，还作出了为迎接开国大典修缮天安门和天安门广场的决议，从这一天起第一次翻身做了国家主人的普通大众已经为建设一个强大的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做好了准备。
　　北平各界代表会议的成功实践，使人们想到，这种组织形式，可以说是“地方性的政治协商会议”。随着“各界代表会议”的成功召开，中共中央要求逐步扩大各界代表会议的职权。草拟的新政协共同纲领提出：“在普选的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由地方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逐步地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这样，全国各地各级，在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之前，都以“政治协商会议”（地方称“各界代表会议”）这种形式作为准备，新中国的民主建政，就有了适当的政治组织形式。
　　掌握了政权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作法是：凡属重大问题，都在会上提出讨论；而且，在提出之前，总是事先有协商。民主不止是作风问题，更成了国家的政治体制。
　　在这之后从1950年到1952年，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一个民主建政的高潮，其主要内容就是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还是在中山公园的中山堂，379名代表出席了北京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并开始按照刚通过不久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有关规定，经中央人民政府批准后，代行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职权，并选举产生了常设机构协商委员会。会议选举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彭真为协商委员会主席，选举聂荣臻为北京市市长。会议讨论了有关市政建设的98件议案，通过了恢复与发展生产，整顿文化教育，兴办业余学校等计划，通过了实行郊区土改、救济失业和整治龙须沟等决议；还通过了北京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条例及北京市人民政府暂行组织大纲。同时，大会根据简化税则，合理负担的原则，制订了5项税收方法。21日下午，全体会议代表还一致通过立即封闭全市一切妓院的决议案。市委书记彭真，市长聂荣臻，立即专门向毛泽东做了报告毛泽东听完他们对妓院老板惩处、对妓女教育帮助的处理意见后，说：“这个决议很好。” 晚5时30分新任市长聂荣臻庄严宣布：封闭妓院，立即执行! 晚8时整，27个行动小组的二千四百多名公安纵队官兵和民警，分乘37辆大卡车，直奔各妓院。到次日凌晨5时许，全市224家妓院已全部封闭。此后，全国各地纷纷效仿北京的作法，开始了消灭娼妓制度的全面战斗。“新中国决不能允许娼妓遍地，黑道横行。”房子被打扫干净了。当罗瑞卿向大会报告北京的妓院已全被封闭时，顿时全场沸腾，掌声经久不息。在11月22日致会议闭幕词的不是哪位领导，而是一位年逾80岁的普通代表。他说出了大家的心声：“这个会是老百姓说话的地方，是老百姓的代表说话的地方。” “我们老百姓能够在这里说话，说要怎么办就怎么办，我们老百姓能够选出政府来，替我们自己办事，这是我们中国老百姓一百多年来奋斗流血所要争取的目标。这个目标现在达到了！”
　　从1949年8月至1955年4月，四届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共举行会议34次，它既是各届人民代表会议的常设机构，又行使人民政协地方委员会的职权。在这七年中，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曾到会发表重要讲话，代表人数也从最初的25个界别、332人扩充为34个界别555人，更广泛的民主参与进一步激发了人民群众建设新中国的热情；在这七年中，协商委员会组建了学习委员会，学习工作从此成为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部分；在这七年中，协商委员会组成了四个工作组，为政协成立了专门的工作机构，为更好的履行自身职能奠定了基础；在这七年中，大到审议政府各项工作报告，推进各项社会改革运动，小到北京的路灯，居民冬天烧的蜂窝煤，处处都可以听到委员们的声音，看见他们的身影。这些人中有着许多我们耳熟能详的名字：叶剑英、彭真、聂荣臻、罗瑞卿、吴晗、刘仁、梁思成、徐悲鸿、钱端升、浦洁修……当然还有那位在会上总是频频发言，提出哪个地方没有路灯，修修路灯吧；哪个地方下大雨后，房漏，房塌砸人；哪个地方胡同地上泥泞不堪……建议过年过节是否能给大家弄点儿花生、瓜子，市民的副食供应本上每月添几两的芝麻酱的“人民艺术家”老舍。怀着对建设新中国、建设新首都的自觉的责任，他们共同为我们开创了这座城市的一个全新时代。
　　1954年8月，北京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完成了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历史任务。随后于1955年4月26日正式建立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作为民主协商机构和统一战线组织，继续在北京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开展卓有成效的工作，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来自27个界别的235位人士成为北京市第一批市政协委员。会议提出北京市政协这一时期的工作内容是：遵守和实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推行全国政协的决议和号召；密切联系全市各界人民，推动他们参加国家建设事业；协调各方面的关系；组织和推动各界学习，进行思想改造。
　　从1955年4月至1966年4月，第一届至第四届北京市政协共召开全体会议8次，常务委员会会议61次，就全国性和北京市有关国家政治生活、社会生活、经济工作、科教文化工作和统一战线中的重要问题，进行协商讨论。在工农业生产、城市建设、人民群众生活等方面，提出了很多意见建议。同时还征集了七百多万字的文史资料，为我们留下了一份永恒的财富。并从1959年开始列席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听取政府工作报告和其他报告，对政府工作提出批评和建议。委员们还到北京市的厂矿企业、农村人民公社、商业和文化教育单位视察，实地了解北京市社会主义建设的进展和存在的问题。随着统一战线组织逐年扩大，工作范围逐渐拓宽，市政协为协调北京市各方面的关系，调动各族各界人士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积极性，发挥了积极作用。尽管1957年以后，“左”的错误思想的影响，也波及到北京市政协的工作，停止和撤消了政协委员中“右派分子”的职务，挫伤了政协委员的积极性。可怀着对北京的热爱，担着对市民的责任，委员们依然建真言、说实情、献良策。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经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提出后，交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各地方协商委员会组织广泛的讨论时，市政协委员一次会议上就提出了229个问题和修改意见。委员们还专门用两次常委会讨论北京的公共交通问题和城市规划对其的影响，半个世纪前的争论包含着的是至今仍具有重大参考价值的对北京交通建设方面的科学思考。虽然著名的“梁陈方案” 在当时复杂的历史环境下未得到采纳，可在委员们的建议下，1958年出台的城市规划方案压缩了中心城市的规模, 在扩大市域范围的基础上增加了卫星城市的数量。后来事实证明,当时的这个决断客观上对北京的发展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正是在这个决断的指引下,北京中心城市才没有像“摊大饼”一样继续“摊”下去。1966年4月“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已经快要迎面而来的时候，委员们还在政协北京市第四届常委会第五次会议上讨论着北京市科学技术实验工作的情况。他们的第六次会议并没有如期在两个月后召开，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爆发，国家政治生活陷入混乱，北京市政协的工作被迫停止达11年。
　　1976年10月，中国共产党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国家政治生活逐步走向正轨,政协北京市委员会的工作也随之得以恢复.1977年11月,政协北京市第五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标志着北京市的人民政协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已经55岁的孙孚凌再次回到了他曾经无比熟悉的政协会场，尽管饱受文革的冲击与迫害，可作为一名政协委员肝胆相照敢直言的作风依然未变。
　　“四人帮横行时，不许我们有所作为，现在中共中央号召我们为社会主义出力，我们还不行动更待何时！” 面对“四人帮”和“文化大革命”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严重灾难，和“左”的思想给人们精神上造成的桎梏，646名委员以加倍的热情在9天的会议中就国家和北京市的一些重大政治问题，以及人民群众生活中的诸多问题，提出了一百八十八件意见建议和135件委员提案。这些意见建议受到党政部门的高度重视。
　　在1978年的“政协北京市五届一次会议委员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处理情况”回复单中，我们看到当时北京市政法部给古先南委员的一份答复：“古先南委员：您在政协北京市五届一次会议期间提出要求恢复各级人民检察院的意见，经转市政法部，答复如下：您的意见很好，各级人民检查机关即将恢复，遵照中央的指示将于六月底展开工作。专复。”
　　要求澄清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党政机关分开、省市人民代表大会设立常务委员会，修改共青团章程，恢复广播电视大学、教师进修学院、市科委、市科协，出版青少年读物和儿童读物，拆除妨碍交通的防震棚，呼吁开放北海公园……188件意见建议、135件委员提案无不凝聚着政协委员们对北京市的一份至爱纯情。在当时仍显紧张的政治氛围下，646名市政协委员依然不改说真话，建诤言，办实事的本色。就在这一年，老舍先生的儿子舒乙也走进了北京市政协委员的行列，开始了他十五年的市政协委员生涯，这位高呼着：当委员就是要做本职工作以外的社会工作，不是说光搞文学或者光搞什么？你要为社会来出点建议，说点真话的北京人像他的父亲一样、像所有的政协委员一样牢记着自己的职责，深爱着这座城市。
　　随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后，北京市政协的工作也逐渐深入展开。1989年政协北京市委员会制定了《关于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暂行规定》，政协工作开始走向规范化、制度化。1994年的政协章程将参政议政列为政协的主要职能，拓宽了政协工作的领域。2002年4月，中共北京市委召开政协工作会议，作出《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决定》，充分肯定政协工作的成绩，要求中共各级组织深刻认识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性，加强和改进对政协工作的领导，努力开创政协工作的新局面。时至今日，随着政协工作的不断深入发展，政协北京市委员会已经成为巩固和扩大北京市爱国统一战线的重要组织，在中共北京市委领导下实现各党派、无党派人士和各族各界团结合作的重要组织，也是北京市政治生活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实行互相监督的重要形式。
　　在1977年到2009年的32年里，我们身边的许多变化都凝聚着政协委员的心血。五届市政协的委员们关注着科研经费和教育经费的投入不足；要求采取措施解决调整工资中的矛盾，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认为物价上涨已经影响了市民的生活，要优先发展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产业；呼吁要政府要落实私房政策，分配住房要雪中送炭，不要锦上添花，以取信于民；建议成立首都规划建设委员会，杜绝城市建设中存在的严重混乱现象，要加快教育体制改革，提高中小学教育质量，三、五年内要把居民住房、环境污染这些带有爆炸性的问题摆在首位。六届市政协的建议案为我们保护住了周口店猿人遗址和卢沟桥；分析了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建议改进和加强北京市中小学生政治思想品德教育，希望中共北京市委、市政府把教育事业摆在首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重点位置，取消重点小学和重点初中，改革中考、高考制度和教师分配及人士制度，从政策和资金上确保北京教育事业的发展；委员们还预见性的提出保护北京的水资源，不要让缺水成为制约首都发展的瓶颈。
　　1988年至1993年的第七届北京市政协把工作的重心放在了发展北京外向型经济，深化农村教育改革，调整北京工业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加强廉政建设和纠正行业不正之风，加快危旧房改造，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等问题上来。1991年民建市委《关于提高北京市产品质量的建议案》，强调加强产品在生产过程中、商品在流通过程中的质量监督管理；明确政府质量监督检查部门的职责，授予必要的处理权力，制定综合整治措施。建议中肯可行，被政府采纳。夏明等委员针对企业产品质量意识差，假冒伪劣商品充斥市场，严重损害消费者利益问题提出《加强消费者协会的建设，提高维护消费者权益的意识案》，建议各区县成立消费者协会，对产品质量进行有效的社会监督，以维护消费者权益。这件提案反映了广大消费者的心声，市政府主管领导决定采纳。为成立各区县消费者协会，l991年6月市编委特批了人员编制。到1992年3月15日，各区县消协相继成立。从此维护消费者合法利益权利工作正式在18个区县全面展开，消费者有了自己的组织，百姓也有了讨公道的地方。1993年第八届市政协刚成立，四份内容分别为维护外来务工人员合法权益，稳定中小学教师队伍，进一步解决北京交通拥堵，加强民主监督开展反腐斗争，国有大中型企业如何应对“复关”挑战的建议案就被提交给中共北京市委、市政府以供研究采纳。在随后的五年里，深化土地使用制改革、加强房地产市场管理，加大房改力度；建设“三高”农业；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群防群治确保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和首都稳定；深化医疗卫生工作改革，坚决抑制医药费的不合理增长；在城市建设和危改过程中做好文物保护工作；提高住宅小区管理水平，理顺小区管理与物业管理公司关系等一系列建议案又先后提出。在这五年里，大到国企改革、公交线设立、全国首创对本级政府财政预算进行民主监督；小到石景山区北辛安路的治理、鼓楼西大街的积水、甚至是一户普通市民的冬季供暖不达标；5年5000多件提案、数万条意见建议建起了一座党和政府密切联系群众的桥梁。1996年张善德、季延寿、杨千里、徐云丛、杨芙清等八位委员提出《加强北京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提案， 市政协在提案的基础上写出了《加快北京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几点建议》，呈交市政协主席会议讨论, 形成了主席会建议案。建议案认为, 北京做为首都, 信息量大, 信息价值高, 理应成为全国的信息中心。加快北京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使信息产业成为“九五”期间北京市的经济增长点, 势在必行。建议案送交市委、市政府后, 时任北京市长的贾庆林同志认为这份建议案十分重要, 抓住了北京发展信息产业的关键，市政府采纳政协建议案，正式启动首都信息化工作，成立了首都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负责领导、组织、协调、推动此项工作。目前北京的信息网络建设已经成为重要的经济增长点，INTERNET也成了市民生活中密不可分的一环。
　　1997年周纳新、常显旭等委员提出加快实行个人住房担保抵押贷款以推进住房商品化进程的提案，为推动这一提案的落实，市政协于当年７月邀请有关承办单位的负责同志赴广州、珠海进行了调研，在调研过程中，各方交流思想，学习经验，统一认识，组织召开了较高层次的研讨会，促使各方进一步取得了共识，1998年市政府有关部门多次研究北京房改问题，建设银行、工商银行修订了《个人住房担保贷款办法》，开启了北京个人住房担保贷款工作，启动住房市场的钥匙由此打开。“百姓事无小事，政协委员为人民”，一面锦旗或许就是对他们五年辛劳的最好评价。
　　1998年2月28日新闻媒体开始向社会公布空气质量周报和日报，市民拥有了对自己居住的这座城市的大气知情权，这就来自于张庆威委员在市政协九届一次全会上的一件提案。随后的几年里，他的提案还先后让我们这些普通的北京市民获得了环境保护的“参与权”、空气质量的预知权、饮用水的放心权，关注于环境保护的他也被媒体风趣的称呼为北京人的“风水先生”。被大家戏称为爱管小事的凌爱莲委员一份关于高校后勤社会化的提案，受益的可并非小众。盯着蔬菜农药残留不放的李武、建议把王府井大街改为步行商业街的宫桂芬、关注南城饮用水质的周大齐、提出建设北京CBD的洪敬南、关心女工保护的李丽、为一条路交通拥堵奔走四年的马元、自费三万元调查圆明园保护情况的陈立群……698位九届市政协委员背后的故事远不止698件。
　　2002年随着北京城市建设和危旧房改造的步伐不断加快，城市现代化和古城保护之间的矛盾日见突出，当时由于过多依靠开发商以及规划控制管理不严等原因，使危改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失控”，旧城危改区内一些平房、四合院被成片推平，古都风貌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坏。为了保护北京历史文化名城风貌这一无法再生的宝贵文化资源，在轰鸣的推土机声中，北京市政协向北京市政府力谏诤言。2002年3月，北京市政协文史委的委员连夜起草了《关于尽快通过和实施〈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的紧急建议》，３月３０日，时任北京市长的刘淇同志在接到这件紧急建议后，亲自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意见。随后《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出台，多年为保护文物奔走呼号的政协委员舒乙看到规划如期完成，几乎吸取了委员们的全部合理建议，北京城文物保护已扎扎实实地向前迈了一大步，深感欣慰。
　　2003年政协北京市第十届委员会成立，北京市政协工作所展现出的，不仅是一如既往的“较真”，更有不断创新的变革。因为“较真”，这五年，政协不断追问、推动弥补住宅维修金的监管空白；委员明察暗访、全力破解出租车行业的发展症结。望京地区交通拥堵、天通苑十万居民生活不便、治理教育乱收费、前门地区危改、医保门诊报销起付线1500降到1300，维护失地农民利益、将“旧城改造”调整为“旧城保护”、0-18岁医疗卫生保险…… 五年中，北京市落实了农村和城市困难家庭和流动人口子女义务教育“两免一补”政策，出台了全国首个住宅小区物业服务强制性规范，构建了食品安全监测网络体系和食品安全信用体系……这些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切身利益问题的逐步解决，体现了党和政府为民谋利的根本宗旨，也饱含着市政协各界委员的心血和智慧。
　　因为“变革”，这五年，政协首次向社会征集提案线索，首次请市民挑选重点督办提案，首次请市民代表参与评选优秀提案，市民首次获邀参与督办提案，与委员一起，直接向政府官员发表意见，。
　　循着这些较真与变革，我们看到的是民主政治道路上更坚实稳定的步伐。 正如冯国熙委员所言:“民生必须关注，民生问题必须想方设法予以解决。这是政府的职责，也是政协的职责。”十届市政协的所有工作都在默默地诠释着“政协人”共同的情怀——一切为了民生。
　　在左立臣委员自己建立的“委员民情纪实本”中，有这样一段感言:“一名政协委员的以人为本，应实实在在地体现在‘关注民生、反映民情、转达民意、谋求民利’上，民生、民情、民意、民利，既是人民群众对自身利益的诉求，也是政协委员对自身价值的追求。”
　　正是秉承这样的信仰，十届五次会议前夕，针对“收入分配”这一群众反映最集中的提案线索，他和张东升委员专程到市民白文武老先生家，与这位老工人促膝谈心，认真倾听他的呼声。长期而深入的调研之后，左立臣委员提交了《关于完善本市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着力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的建议》，并成为常委会重点调研课题和主席重点督办提案。市政协主席阳安江专门对调研工作提出要求:“要真实，不掩饰、不修饰，一定要把存在问题的严重性反映出来”。随后，市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联合市总工会、各民主党派市委组建宣传调研组，对多家企业进行一次次访问，开展一次次研讨……2007年6月22日，《关于解决本市国有企业职工“两低一困”问题的建议案》在十届市政协第34次常委会上通过。针对“将职工工资增长状况作为经营者业绩考核的基本内容”、“对高级职称的企业退休人员和退休早的困难职工实施政策倾斜”、“建立帮扶困难职工长效机制”等建议，时任北京市市长王岐山批示:“此报告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市政府主管部门对建议进行逐条研究，并制定了8项改进措施。随后我市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按人均月增200元的标准进行调整，调整后的月人均养老金水平从原来的1380元提高到1580元。
　　2008年初——在市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上，市委书记刘淇就给市政协出了“题目”：“市政协要积极参与奥运筹办工作，在奥运会风险评估和防范方面作出新贡献。”　确保“平安奥运”成了 2008年市政协的履职重点。市政协以各专委会为依托，迅速组建起交通安全、空气质量保障、食品安全、供电安全、供水安全、火灾防范、医疗急救与传染病防控、旅游安全、地下管网安全、民族宗教10个评估课题组，从“第三方”的角度对政府部门制定的风险防范预案进行了历时四个月的调研评估。5月下旬，40余位港澳委员专程来京对奥运场馆进行了为期四天的集中视察，并在座谈会上向市长郭金龙当面提出了32条中肯的意见建议。 6月6日，刘淇和市委市政府四位领导详细听取了10个课题组的评估报告。刘淇指出：“市委市政府和北京奥组委各有关部门要认真研究、积极采纳这些建议，完善各项奥运应急预案。”随后，民族宗教风险防范评估宣传组针对宗教场所的设置提出的具体建议被迅速落实，“要做好奥运备用安全食品、替代食品的遴选和储备”、“在奥运前开展全市性的地下管线安全随机检查”、“要特别注意预防概率小且处处需要设防的电力恐怖事件，并按不同等级布防”等建议也被相关部门采纳。
　　近2000人次的政协委员、专家学者参加活动，90余次通报、座谈、研讨，80余份考察报告和《诤友》信息，300余条意见建议，10份调研评估专项报告……整个上半年，市政协“一切围着奥运转”，这种工作方式在市政协的历史上还是首次。
　　“奥运风险防范评估是一项重要而特殊的工作，它涉及面广、难度大。必须充分发挥政协的整体优势，凝心聚智、群策群力，才能提出科学客观、有见地、有深度、切实可行的意见建议。”在市政协主席阳安江看来，“这种集聚整体优势的‘大手笔’调研方式，既增强了政协各专委会和机关各部门的组织服务能力，提升了政协履职的整体质量，也为开局之年的十一届市政协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政协人才荟萃、位置超脱、联系广泛，委员和民主党派可发挥的空间很大，这是政协得天独厚的优势。为了更好的发挥市政协在首都发展中的智库作用，充分发挥政协整体优势和人才智力优势，2009市政协针对如何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再次“大兵团”作战。春节后上班第二天，北京市政协就召开调研动员会，以各专委会为依托，针对不同行业不同类型企业，组建了5个相应的调研组，并成立了调研协调机构。北京市各民主党派和北京市工商联也作为各调研组的合作单位，共同参与到调研工作中来。俩个月的时间内，586人次的政协委员、专家学者参加活动，深入40余家企业，20余次调查、考察活动，41次通报、座谈、研讨等会议，形成了 “加快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帮助基本符合条件的企业尽快达标”，“发展住房租赁市场，把握好经济适用住房特别是限价房和市场价商品房的供应比例”等167条意见建议。3月26日，市委书记刘淇，市委副书记、市长郭金龙等市领导专程来到市政协，面对面听取调研组和委员们的意见建议。刘淇充分肯定市政协的这次调研具有围绕中心、履行职责；动作快、抓得紧、效率高；凝聚智慧，充分发挥政协组织的优势；选题求实际、重实效、讲实话的突出特点。
　　金融危机凸显了产业结构“独木成林”的脆弱性，无论从长期经济发展来看，还是从短期危机应对来看，产业结构升级调整都应是北京保持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必然选择。5月10日，由北京市政协主办的“第二届京津冀晋蒙政协区域经济发展论坛”在京召开，“产业转型升级中的区域经济合作”成为论坛主题。会上五省市政协签署了《京津冀晋蒙政协区域经济发展论坛共识》，涵盖了华北地区开展经济合作的有利条件和战略目标，深化区域经济合作的主要任务和实现途径等重要内容，一个华北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大区域经济新构想随之浮出水面。5月11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会见了与会代表并充分肯定了这种不断丰富人民政协履行职能的内容和形式的做法。围绕北京发展大目标、建设大格局，北京市政协勾勒出了一篇篇首都发展的大文章。6月1日，在怀柔影视基地内，时光穿梭到了60年前。肃穆的“中南海怀仁堂”内，数百位“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各界代表人士”，在“周恩来”的提议下，集体起立为参加新政协会议牺牲的代表人士默哀。这是正在拍摄的电影《建国大业》的一幕场景。值得一提的是，这数百位“与会人士”中有一百多名是“真正的”北京市政协委员，他们以义务当群众演员的方式纪念人民政协走过60年。
　　60年探索，60年开拓，60年风雨兼程，60年谱写华章。‘政协委员’前面的‘人民’两个字，始终鞭策着一届届政协委员时刻把关注民生之事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就在人民身边，时时关注民生，处处为民谋利是每一届政协委员的真实写照。项重点调研报告， 项常委会、主席会议建议案，件提案，　期反映社情民意的信息， 多篇研究论文， 余次视察调研活动……这一组数据，就是委员们忠实履职最真实、最生动的记录。（数据待查）60年来，他们情系民生，尽心履职，用实实在在的行动给党和人民交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60年来北京市政协在中共北京市委的领导下，伴随着共和国和首都北京坚实的前进步伐，为谱写首都“旧貌换新颜”的历史篇章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政协不是清谈馆，不是花架子，而是真正意义上的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委员）
　　“政协委员要勇于承担社会责任，要心甘情愿地为社会为公众做出奉献。”（委员）
　　“政协委员不仅要有为老百姓呼吁和呐喊的勇气和热情，更要有体察民情、评议时政和“位卑未感忘忧国”的基本素质和情怀。”（委员）
　　“政协委员不能只代表个人，也不能只代表一个单位，甚至也不能只代表一个界别。他是人民政协的委员，他的心中应该有人民、人民的生活、人民的事业。”（委员）
　　“委员们鞠躬尽瘁、奉献社会的崇高精神将成为我们永恒的记忆和宝贵的财富，也将永远载入北京发展的壮丽史册。”